员工天地
四本劳动工分手册，记载了近四年的知青生活。翻开，知青记忆涌上心头。
告别昆明当知青
1975年，正值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3月10日，我和其他13名知青，在北京路原市煤建公司盘龙煤管站乘车告别了昆明，没有锣鼓、没有彩旗，来到晋宁县上蒜公社插队，从此脱下学生的行头，成了当地人口中的小知青。我们下乡的地方是晋宁县上蒜公社宝兴大队第三生产队，距离昆明53公里。14个知青从大卡车下来，连人带行李被集中在一户当年地主家的大院的堂屋里，大队指导员、队长和会计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之后就将我们安置到村中刚建好的瓦房里，墙上的石灰还是湿的，地面也坑洼不平。知青点门口的土堆上站满了来凑热闹的小孩和农民，一位银发大妈叹息地说：“要是没有国家政策，这些小知青，在大城市待得好好的，怎么会来这里？一个个学生模样，木当子（可怜）啊!”乡亲们质朴的话给了我们一丝宽慰。
村干部工作效率很高，才第三天，就将锄头、扁担、叉锄、粪桶等干活的农具一应俱全地发放我们，14人被分到5个生产小组，与当地农民一起干农活，过上了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这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件新鲜又新奇的事。
宝兴大队由5个自然村组成，属于半山区，田多地少，土地贫瘠，地表土浅，土层下面就是磷矿，粮食产量低，人口多的农户要买半年粮食，家庭副业是织草席。我所在的村子为大村，中间以一条小巷为界，分为两个队。按当时的政策，单位派有带队干部，负责管理知青和与协调生产队关系。
和老地主一起干活
初到农村，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都想争取将来能召工回城，因此都拼命挣工分，对当地农民也礼待有加。一天队长分工，让我们几个男知青和一个老头去平山地，去之前，队长厉声吩咐老头：“好好干活”，那农民连声说：“好，好，好。”我们几个知青互相看了一眼：怎么对一位老人家这么说话！在地里干活时，我们一口一个“大爷”地叫着，他都不吭声。末了应一句：“我成分高。”原来他就是我们村唯一的一个地主。老地主有一手绝活，给耕牛治病远近闻名，经常到外村给牛治病，因此队干部也不过多为难他。但在那个不分黑白的年代，每逢公社开批斗大会，老爷子都会和其他地主、富农被五花大绑在台下陪斗。直到79年后才搞帽，此是后话了。
与天斗其乐无穷
兴修水利是农村冬天必做的农活。1975年的冬天格外冷，当地人都说多年没碰到这种天气了。这一年，晋宁县决心根治柴河，把河道拉直减少水患。每个小队负责一段，新老知青都要参加，知青们或自由组合，或与农民合作，每天早上挑上粪箕、锄头，步行5公里来到所划分的地点挖土方。地表土挖完后，形成一个水塘，第二天水面结了一层冰，用锄头将冰凿开继续往下挖，赤脚下去冷得人直打哆嗦。就这样还是得干。干到中午，生产队送饭来，由生产队长掌称，每人一公斤半饭，那称一下去，足足有两公斤。至于菜，除了偶尔是洋丝瓜以外，其他时候顿顿是干辣椒炒黄萝卜，再没有其他菜，导致至今我都不吃洋丝瓜。面对难以下咽的饭菜，知青们自有办法：头天晚上将葱洗好切细，干辣椒烧糊搓碎，撒上盐，用米汤拌匀作为第二天的菜。虽然没有营养价值，但下饭可真叫一个爽。由于没有油水，男知青能吃下2公斤饭，女知青则把吃不了的带回去晚上吃。多年后知青聚会，回忆起那时的饭量，都不免感叹。
挣工分
隔壁四队有一台高音喇叭，这台播音设备是昆明百货大楼送给村里的，那可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分贝高，方圆几公里内的村子都能听见。队长每天都在广播上分工，首先是社员，其次是知青。时间长了，四队知青都不出工，队长气恼地广播中消遣：“知青，知青，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到年底赚工分少，队长说你们几句还不得了。”
一天10工分，能值多少钱呢？各队不同，从7分钱到6角钱不等。我们所在的生产队不仅有石灰窑，队上还有磨面机、碾米机等副业作支撑，工分值第一年是5角，第二年是6角，第三年是5角5分。一年365天，一天不少地干能折算200元左右，扣除扣口粮款、平常所分农产品的价款约60元，一年就有100多元的收入。而那年头的时髦货，上海表、自行车都在100元以上，对我们而言，也只能对着这些奢侈品望洋兴叹了。
知青的理想与现实
那时的知青真羡慕工人，工人是8小时工作制，8小时以外的时间是自己的。而农民呢？跟着日头走，每天看着日头出工，看着村里升起的炊烟收工。春季最为忙碌和辛苦，挖田平地倒秧田，种烟叶、玉米、土豆，挑秧、栽辣椒，一件事不少。从三月初挖田到五月初栽秧，知青的日子用“披星戴月”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早上天不亮就去地里拔麦子（那时候麦秆上有露水，麦秆软不伤手），天晚了还要摸黑去半山坡上给知青户的自留地浇辣椒水。10点收工吃早饭，吃完饭后继续下田，戴着草帽，衣衫褴褛，赤足挑秧走在田埂上，女知青则在水田里插秧，风雨无阻。秋天，硕果累累的季节，我们要到3公里外的马机塘，挑着超过自身体重50%的谷子回村，还得学会左右肩换着挑，才能缓解压力不致使谷子掉到地上造成浪费。
在农村插队，日子单调得有些乏味，听收音机成了知青们津津乐道的消遣。每晚还不到九点，几个知青就围坐在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旁，打开短波调频等候着最喜爱的澳洲华语音乐电台。随着女播音员一句 “这里是澳洲广播电台”，听众点播节目就开始了。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甜蜜蜜》，凤飞飞的《为你歌唱》……1976年，电影走进了知青的娱乐生活，不少在文革时期被列为禁片的影片陆续解禁，充实了知青的精神文化生活，“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样振奋人心的电影台词极大地鼓舞了知青，也是知青内心对未来无限憧憬的真实写照。
就在多数人借吹口琴、弹吉他排解寂寞的年代，我们当中的3个知青仍在努力学习文化，并于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中专得以提前离开农村。
知青岁月无悔
1978年12月底，送走当兵的知青后，知青点就剩下我和三个等候通知的知青，今昔的冷清与往日的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办好户口迁移的手续，交足国家的粮食，锅碗瓢盆和农具业已送给了当地的老乡，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省建八处招工的车子来接，我就能离开农村，如愿以偿地回昆明。傍晚，知青带队干部将我们几个知青召集在一起，说外五县的知青正在昆明凉亭以集体在铁轨上静坐的方式上访，告诫我们几个都是分到工作的不要去参与，我们满口答应。
在招工前就知道省建是个重体力劳动的单位，然而有了这几年知青的经历，工作以后从事过的木工、抬预制板、人工拌混凝土、爬高等工作，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与我下乡一起当知青的同伴，有的40多岁就下岗，等着退休。而我因为选择了到云南建工，收入逐年提高，和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选择了建工的我是幸运的，也因为有了知青那些年的清苦生活，我也更懂得珍惜现在的工作岗位。
上山下乡，是特殊历史年代知识青年必经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青们不知荒废了多少宝贵的青春，磨灭了多少美好的理想。每每说及那段知青生活，凄苦之情油然而生，兀自怆然泪下。在最艰难的岁月，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他们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坚强，也多了些对生活艰辛的领悟，锤炼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知青”，一个随着时光流逝、社会变迁而终将淡出历史舞台的词语，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生命里。我相信，知青岁月，同样也在其他知青的生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撇。
（作者：辅料中心 管存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