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天地
推开门，一股浓郁醇厚的鱼汤味扑鼻而来。
顺着香味来到厨房，灶台上一锅浓汤翻滚沸腾，案台摆满了备好的菜，水槽里还泡着应季的水果。显然，这些日子里，姨妈大多时间都在跟这些五花八门的食材打交道。
二〇一二年，表弟阿俊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阿俊的家在另一个城市，但户口随姨妈落在了外婆家，便只能到我们老家读书，姨妈放下省城的生意，在县城租了一套房子，正式开启陪读的日子。
那时，我也被父母送回老家的私立中学，每月的开放日我都会去姨妈那儿改善伙食。第一次去的时候，可谓家徒四壁，除了简单的桌椅板凳和床铺，也就是厨房还比较像样。第二次去，已经看不出来是租住的房子，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生活用品都已备好，冰箱里塞得满满当当，墙壁上甚至还挂了字画。
姨妈说：“时间还长着呢，阿俊上大学之前也许都要在这里，你过来也能住得舒服点。”在我不放假的周末，姨妈也会给我送饭，天冷了送衣服被子，生病了领我去看医生，俨然成了我的监护人。那几年，阿俊被养得胖嘟嘟的，我的低血糖也慢慢好了，姨妈更像是两个孩子的陪读妈妈。
我高考前的那个周末，学校放了两天假，我提着书包直奔姨妈家，那个傍晚天还没有黑，透过窗户的光，暮色正在降临，姨妈依旧在灶台前忙忙碌碌。我不知道，我和阿俊都在学校的时候，她一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
二〇一六年秋，姨妈带着阿俊去了香港。彼时全球经济增长疲软，香港经济增长同步放缓，那两年香港的发展并没期望中那么好，到香港讨生活的人也只能各凭本事。
住惯了宽敞房子的阿俊初到香港时并不适应，母子俩租住在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劏房里，房子隔音极差，屋外人走动、拉门声音，楼下车辆辗过路面的声音，刺激着小阿俊脆弱的神经。
最初，姨妈仍只全力照顾阿俊的生活、辅导阿俊的学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将阿俊的户口迁到香港。其间一应花销都由姨父从家中寄来，但香港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姨妈找了一份酒楼后厨的工作贴补生活，从一个小老板摇身一变成了打工仔。
没多久，酒楼也开始裁员，一些年纪大、手脚不利索的阿姨首当其冲，然后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姨妈做着随时被炒鱿鱼的准备，闲时就在网上、报纸上找招聘信息——但招聘广告不多，反而看到许多公司、酒楼相继清盘倒闭的消息。那段时间，姨妈经常夜里失眠，工作中时常会神游，经过多天的思考，发觉已经不适合在香港生活，决定打道回府。
两人再次回到老家县城。阿俊去了我当年就读的那所私立中学，那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学校，周边县的许多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本地的学生也只有拿到那份“特招生录取通知书”才有机会就读。回来的时候正值暑假，新生录取通知书都已发完，姨妈四处托人找关系，硬生生弄了一个名额，将阿俊塞了进去。
阿俊中考那年，阿俊的爷爷中风偏瘫，姨父无法同时兼顾生意和家庭，姨妈便只能两地跑，平时在城里照顾老人，周末回到县城为阿俊洗衣做饭。那一年的春夏特别长，长得像日子停住了，又仿佛所有的日子堵塞在了一块儿。
好在阿俊是勤奋努力的，三年来成绩始终保持中上水平，也顺利考上了老家最好的高中。那所高中的一本上线率常年保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不出意外的话，一切应当是顺利的，未来应当是充满希望的。但这些年的四处奔波，使姨妈患上了糖尿病。
前年八月我休假探亲，去了一趟姨妈家，那时候姨妈的糖尿病已经让她整个人都肿了起来，像一只气球，仿佛随时会爆炸。姨妈仍是两地跑，胖胖的身体让她行动和做事都变得吃力，她还是会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会做很多好吃的菜，但她自己却因为生病而长期控制着饮食。姨妈笑着问我一切都还顺利吗？工作怎么样？我还记得，那一双圆圆的眼睛，有时含着雾，有时含着露。
最后一次见到姨妈，是去年到外婆家拜年。姨妈好像瘦了些，剪短了头发，看起来还算精神。我闻到她身体里散发出一股中草药的香味，淡淡的，有点儿刺鼻。这一年，阿俊的爷爷交由其他亲戚看护着，姨妈回到县城全身心照顾阿俊。
这时的阿俊开始有了大人的模样，他风华正茂，身体充满了英气和力量，像一棵新鲜茁壮的小树，生活和未来的岁月正向他逼近，他懵懂又隐隐清晰地走在内心和身外的世界里。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阿俊将要面临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点，迎来属于他的挑战——高考。姨妈长达十二年的陪读终于就要结束，但事实是，从决定将阿俊的户口落在外婆家那一刻，姨妈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在陪读的这些年里，漫长的不是时间，是咬牙坚持等待一个未知，岁月从她身上流过，而她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作者：第五分公司 廖永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