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天地
毕达哥拉斯说：“有一个产生了秩序、光明和男人的好本原和一个产生了混乱、黑暗和女人的坏本原。”
在十九世纪以前，即使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也很难跳脱出男性权力语境，将女性平等地视为人类的另一半来对待。也正如毕达哥拉斯所言，那时的女性往往被看作二元论中“恶”的一面，她附属于男性，没有个体性，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女性在男性构建的权力体系下获得的合法地位只是生育者和女仆。
同时，翻开史书的任意一页，我们都可以毫不惊讶地发现——为了追寻思的权利和构建自我的机会，女性在争取平等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十分艰难而漫长的道路。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这位杰出的女性存在主义者就此进行了精彩的论述。
像生物学和精神分析学一样简单地将女性在历史上的弱势地位归结为生理原因或者力比多是机械的。波伏娃说：“只有存在主义的基础能够让人从整体理解生命这种特殊形式。”于是她从存在主义出发，分析了作为“主体”的男性如何规定了女性“他者”的存在方式。
波伏娃认为，人类同自然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会“通过存在来超越生命……通过这种超越，人类创造了价值”，人不是机械地、无限制地在繁衍中重复生命，而要去追寻存在的理由。
所以“生理上的优势使男性独自确立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当男性在开辟人类社会历史的行动中塑造自我和价值的时候，女性因其生育的使命被被男性排除在创造价值的行动（即追寻个体性和存在理由的行动）之外。于是在这向内的位置中，女性愈来愈被边缘化，甚至成为男性确证自己存在价值的附属品。女性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失去了主体性。
为了进一步剖析女性成为“他者”的原因，波伏娃将目光投向历史。她认为除却母系社会、古罗马中期等少数历史阶段，女性几乎未曾获得过社会的尊重。在极端的宗教理念中，女性是“恶”的具象化。圣约翰·克里索斯托说：“在一切野兽中，找不到比女人更有害的了。”
在社会中，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在家庭中，女性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没有决定是否生育的权利。纵观历史，女性偶尔的赢得的尊重，包括某些立法意义上的平等都是空洞和抽象的，因为处在神位上决定女性是否获该获得权利的依旧是男性。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女性因工业时代的降临获得了经济独立的可能，基于经济独立而逐步开始拥有话语权。当生育可以被影响和控制，再加上工人阶级革命的发生推动了女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解放，女性终于开始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女性从他者转变为主体的巨大一步。
同样地，在我国古代社会，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女性被诸多规矩束缚在一墙之内。男性女性之别是阴阳之别、内外之别，女性也是被男性所规定的“他者”。直到近代，当我们也被卷入世界革命浪潮的时候，女性的地位才开始发生改变。现如今，女性再也不是毕达哥拉斯口中的“恶”，男女性宏观平等的问题也已不构成社会焦点问题。因为女性现在拥有着诸多权利，正在自由地去建构自我，去成为真正的“主体”。
但是，观念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被遮蔽的部分也许才是社会的内核。正如波伏娃所言：“即便女人的权利得到抽象的承认，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也妨碍这些权利在风俗中获得具体表现。”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权利的抽象化。也许当社会文化不再权衡女性经济生产与生育的价值高低的时候，当女性更多地参与到社会规则制定的时候，一种具体的权利和真正的平等才能实现。
（作者：第四分公司 李骐妤）
